眼保健操OK镜阿托品,中国孩子60年
年，北京医学院体育教研室的主任刘世铭一逮到时间就会躲起来研究一个事儿，中医疗法能否帮助近视者恢复视力。
在经过反复研究后，刘世铭结合经络学说、气功和医疗体育原理发明了一套眼部操，一共8节，这就是现在眼保健操的雏形。
“为革命保护视力，眼保健操开始，闭眼，第一节……”这样的音乐从此开始响彻全国中小学的课间时段。
几十年延续下来，中国的学生和家长们，深信这样的方式可以“保护视力”。
然而，年世界卫生组织的一项研究报告数据才让国人如梦初醒：中国近视患者人数已达6亿。
其中青少年尤其堪忧，近视率居世界第一。
年11月5日，教育部称，截至年全国6岁儿童、小学生、初中生、高中生近视率分别为14.5%、36.0%、71.6%、81.0%，儿童青少年总体近视率超50%。
“高度近视可能会引发多种严重并发症，包括白内障、视网膜脱落、黄斑裂孔、青光眼等眼病的发病率会急剧升高，严重者甚至会致盲，且不可逆转。”中华医学会眼科学分会眼底病学组副组长赵明威在一次采访中如是说。
视力损失不仅涉及个人，还关乎整个国家。
编制首份《国民视觉健康报告》的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李玲在她的报告中统计：仅在年，各类视觉缺陷导致的社会经济成本就在多亿元人民币，占当年GDP的1.3%。
更关键的是高近视率将令国防、精密仪器等领域的人才培养变得越来越困难，国家安全面临新的挑战。
民航招飞已经不得不“降格以求”。
年9月10日，新版《民用航空招收飞行学生体检鉴定规范》正式实施，其首次在体检鉴定中放宽了报考飞行员学生的视力标准：裸眼远视力由4.5放宽到4.0，近视低于度、远视低于度的学员在经过激光手术后也允许报考飞行员。
自年向全国推广首套眼保健操至今，中国在保护青少年视力的道路上，已经摸索了近60年，但无疑，在这场历经几代人的“并肩作战”中，政府、社会、家长、孩子，无一例外，均败下了阵来。
原创鱼sir家长圈眼保健操跌落神坛：它是不是耽误了我们的病情刘世铭是一个高度近视患者，且在年接受青光眼手术后视力发生衰退，要不然当年的他也不会这么迫切地想知道，中医疗法是否有助于视力恢复，更不会有后来的眼保健操。年，北京市教育局在调查中发现，当地小学生的近视率为10%，初中生为20%，高中生为30%，近视问题浮到了大众眼前。当时负责学生健康工作的严亦柔以及防疫站的于凤翥和陈永馥共3位老师，经多方打听，找到了刘世铭，希望从他这儿学点预防近视的方法带回去。刘世铭毫无保留，悉数告知。3名老师兴奋不已，仿佛取到了真经，回去后立即在北京第28中学进行试点，并验证这套眼保健操可行。年，眼保健操“出圈”了。当时视力已经非常微弱的刘世铭，凭着毅力写出了详细的操作说明，并绘制了穴位图解，经《北京日报》刊载，轰动全城。《北京日报》年1月30日第3版，刊登了刘世铭的八节眼保健操。为了造势，刘世铭还于当时的《科学大众》杂志发表文章进行科普，称这套眼部操可以“振奋精神，活跃气血，改善眼的营养状况，有利于消除眼的疲劳，从而改善眼的功能，增进视力”。年，经北京市卫生防疫站及教育局的简化改良，以刘世铭版为蓝本的新眼保健操开始由卫生部等八部委向全国各地推广。同年颁布的《中小学生保护学生视力暂行办法（草案）》规定，学校要积极开展眼保健操，保护学生视力。不少地方纷纷成立了视力保护办公室，并抽调专门人员主抓学校的视力保护工作，其中就包括眼保健操的落实情况。一场轰轰烈烈的运动拉开帷幕，眼保健操伴着“为革命保护视力，预防近视”开始正式走向大众，并在一次次的政策推动下逐步深入到一代又一代中国人内心。奇怪的是，这个期间，人们似乎从来没有怀疑过眼保健操的效果，即使中国近视率在逐年攀升，也没有人会觉得眼保健操需要负责。直到年7月15日，一条关于“眼保健操无用论”的帖子出现，才把这个问题第一次抛向大众。这次质疑，实则最早源自年方舟子的一段话。他在视频中称眼保健操残害中国青少年几十年，世界上只有中国在推行眼保健操，按摩毫无作用的穴位，而且经常用不洁的手接触、揉按眼睛，增加了眼睛感染乃至呼吸道感染的风险。一场关于眼保健操的有用无用之争，在不断发酵后被摆到了台面上，而下不了台的是整个教育系统的人。因为在教育系统不遗余力推广的这些年，眼保健操被质疑无用，不是从来没有过。《凤凰周刊》在一篇题为《反思眼保健操》的文中指出，早在年，湖南医院的眼科医生曾发现，学生因眼保健操操作不当、按摩施力过强出现角膜圆锥样改变，导致难以矫正的视力障碍。此后也有研究者发现，由于学生用脏手去做眼保健操，容易造成沙眼和结膜炎等眼部感染。另外，在年第二届全国眼科协会的会议上，一位医生发言称她在对照名做眼保健操和名不做眼保健操的两组青少年视力数据后，得出一个实验结论：眼保健操，对预防近视没有任何帮助。只是圈内零星的质疑并未在大众中激起什么浪花，直到年与逐年攀升的近视率一同登上热搜，这层最后的窗户纸才被彻底捅破，眼保健操由此跌落神坛，回归它原本的样子。如今，做眼保健操依旧是各大中小学学生每天例行之事，但几乎没有人再相信它能预防近视，大家都心照不宣地只把它当作一种放松方式。而面对眼下中国如此高的近视率，大众对原因仍旧一知半解，或许眼保健操要承担部分“延误病情”的责任，可“罪魁祸首”显然不是它。缺乏户外和午睡习惯可能是中国孩子近视的罪魁祸首高近视率的“罪魁祸首”，也不是遗传。英国BBC专栏作家大卫·罗布森曾撰文佐证了这一观点，他发现生活在北极地区的因纽特人，老一辈几乎没有近视眼，但他们的孩子中有10%至25%的孩子都需要戴眼镜。“显然不可能是遗传病导致。”哥本哈医院的妮娜·雅各布森说。据调查，在同一时期，因纽特人已经开始放弃传统的打猎和捕鱼生活方式，转而追求更现代的生活方式，这被认为是导致他们近视增加的原因。医院的伊恩·弗利特克洛夫特则从更宏大的角度去理解近视率的增加：“近视是一种工业病。”在其看来，基因或许仍在决定谁成为近视眼，但只有通过环境，才会起作用。而近视率在中国持续走高，背后原因更为错综复杂。年，英国媒体《经济学人》发表了一篇文章，题为《中国为何这么多孩子戴眼镜》，其中提到一组数据，中国有40%以上的小学生近视，而在美国或德国，这个年龄段孩子的近视人数不足10%。文章认为，导致这一结果的原因主要是社会问题而非基因问题。比如，中国和许多其他东亚国家并不鼓励孩子在户外活动。有国外专家解释户外运动可以刺激人体产生维生素D，而维生素D具有调节免疫系统和大脑的作用，按此逻辑，其或许也能调节眼睛往健康的方向发展。另一个被更多人认同的说法是，眼睛和阳光接触后，会分泌多巴胺。一般认为，近视是由眼轴过长引起的，多巴胺可以减缓眼睛轴长增加，使其保持更健康的形状。《经济学人》于调查中发现，在6岁年龄段上，中澳孩子的近视率差不多。一旦开始上小学，中国孩子每天仅有约一小时在室外，而澳大利亚孩子有3～4个小时在户外。中国小学生常在午饭后被要求午睡，而非去外面玩，回家后，他们的作业比东亚以外所有国家孩子的作业都多。据《中国中小学写作业压力报告》，年中国学生每天写作业2.82小时，是全球水平的近3倍。今天的中国学校和家长已经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且基本达成了一个共识，增加孩子的户外运动时间，但效果总不佳，因为在残酷的升学竞争面前，视力保护显得有些不合时宜，被牺牲仿佛才是常态。再则，戴上一副眼镜也不伤及体面，更不涉及健康的根本。这种认知形成的原因才应该是我们今天真正要去探究的，背后无关教育和医疗，而是社会与时代。年，卫生部教育部等联合颁布《中小学校保护学生视力暂行办法(草案)》，其要求学校布置课业要适量、保障学生睡眠、科学设计学习环境等，以预防学生视力不良。这些规定在今天仍旧适用。但其中一条细则看来有些奇怪：学生每学期要检查一至二次视力，详细记录，及时统计分析，研究视力减退发生的主要原因，积极采取改进措施，要督促视力医院检查，确定近视者，应动员佩戴适度的眼镜，有其他眼病者，应进行治疗。“视医院检查”，这放在今天，似乎都有些大题小作，何况在当时，但若考虑到彼时的大背景，便能理解。20世纪40至50年代，中国是沙眼高发国家之一，据相关统计显示，城市人群中沙眼患病率达到30%，农村人群则达80%至90%，沙眼致盲率高达5%，有“十人九沙”之说。在往后长达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中国官方在视力健康方面，将更多资源投放在致盲类眼疾上，而非近视。
“上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公共政策一直着重于防盲治盲，与视觉健康相关的机构设置与政策内容都围绕着防盲治盲展开。”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李玲曾撰文写道。
而在民间，大众对近视的态度则显得有些暧昧。尤其在知识分子稀缺的年代，眼镜所对应的不是近视，而是饱读诗书，没有话语权的普罗大众也乐于接受这种对等。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飞速发展，大学扩招及九年制义务教育的普及，则催生了一个暴利行业，配镜行业。其充分的市场化，在过去20年里，让眼镜“飞入了寻常百姓家”。虽然有部分人为近视所扰，但更多人视此为一个小麻烦，配戴眼镜则成了性价比最高的补救措施，甚至有时候，眼镜被当作一种面部装饰品，成了一个人的“加分项”。可整个过程中有一个角色始终缺席，医疗行业。这导致的一个结果是，鲜有中国人认为近视是一种疾病，需要科学预防与治疗。一种无法治愈的病一场注定失败的战争面对一年级就已经带上眼镜的女儿辰辰，“80后”妈妈杨帆早就放弃了恢复视力的念头，她给自己定的目标是，在辰辰上高中前，尽量把近视度数控制在度以内。一直以来，大众对近视的认知都存在一个误区，即近视可以被治愈。今年4月，国家卫健委等6部委联合印发的《关于进一步规范儿童青少年近视矫正工作切实加强监管的通知》明确指出，在目前医疗技术条件下，近视不能被治愈。《通知》要求从事儿童青少年近视矫正的机构或个人不得在开展近视矫正对外宣传中使用“康复”“恢复”“降低度数”“近视治愈”“近视克星”等表述误导近视儿童青少年和家长。对于近视这种病，患者能做的只有补救，把度数维持在理想范围内已是最佳治疗效果。能否帮辰辰守住度这条红线，杨帆心里没底。辰辰近视有部分是遗传所致，加之她从小爱阅读，“到哪儿都带一本书”，6周岁时便出现了近视倾向，当时医生给出的诊断是，辰辰的眼睛如10岁小朋友的。杨帆意识到了事情的严重，但接下去的发展依旧超出了她的想象。第一次做完检查后，辰辰配了一副镜框眼镜，“我以为可以用很久，结果10个月不到，她度数从度直接到了多，没有经过度。”杨帆回忆。也是从那时开始，杨帆踏上了治疗女儿近视的“长征路”，期间不算时间和其他看不见的成本，光治疗费用，每年就要花费至少1万元。若问这笔钱花在哪儿，无非就是各类防治近视的产品，标配则是一副OK镜加低浓度阿托品。OK镜的专业叫法为“角膜塑形镜”，其原理是通过机械压迫，将角膜的曲率压平，以起到矫正视力的作用，外形和佩戴方式都与隐形眼镜类似，不同的是，OK镜需要每天晚上佩戴入睡，第二天起床取下。在辰辰近视度数升至度后，杨帆经医生推荐，花元配了第一副OK镜。“这还是很基础的配置，好的往往要上万元。”对于经济条件一般的家庭而言，这会是一项持续的负担，因为每18个月，家长就要以同样的价格配一副全新的OK镜，直到孩子满16周岁。OK镜主要的效果是稳定近视度数，为了加固这道防线，家长们还会辅以一种特殊的药液——低浓度阿托品。但这种药液，目前国内尚处在药监局评审阶段，医院有自制，属于处方药。得知复旦大医院有低浓度阿托品，杨帆一开始会委托在上海的亲戚代买，一个月的剂量加挂号费，73元。为了让女儿尽可能获得最好最及时的治疗，在辰辰6周岁至10周岁4年间，医院跑了不下百次，最频繁的时候，间隔两三天就要去一趟复查，去年腊月二十八，医院检查完后，才放心回家过年。今年春节前夕，医院眼科候诊区等待叫号（左一）。受访者供图在护理方面，她也格外细致。比如，发烧感冒的时候，OK镜需要停戴，以防止进一步感染。有一次，辰辰凌晨2点发烧，杨帆发现后，立即将镜片取了下来。相比其他疾病，治疗近视似乎是一场从一开始就注定失败的战争，面对眼睛这般构造如此精密的器官，人类一旦失去了，就再难复有。“一旦气球破了，你除了尽量补救，没其他办法。”杨帆如此比喻，带着些许无奈。防控近视率：KPI里的现实与荒诞如果能提前预防近视，当然就没有补救什么事儿，大众把希望寄托在了下一代身上。杨帆知道户外运动2小时对孩子的视力有益，但课业繁重，时间根本抽不出来，“幼儿园还能做到，但是小学生，特别是我们这种高年级的，速度还是很快的，（作业）都要写到7点多，然后再刷点题就8点多了，9点钟又要早点睡觉保证她的睡眠。”转了一圈，近视问题最终又落到了减负上，而减负这几年的成效如何，大众内心都各有一杆称，近视问题随之进入了一个死胡同，常被搁置。但年，相关文件下达，明确防控近视率势在必行。教育部、国家卫健委等八部门印发的《综合防控儿童青少年近视实施方案》提出，全国儿童青少年总体近视率在年的基础上每年降低0.5个百分点以上，近视高发省份每年降低1个百分点以上。到年，实现全国儿童青少年新发近视率明显下降，儿童青少年视力健康整体水平显著提升，6岁儿童近视率控制在3%左右，小学生近视率下降到38%以下。同时将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工作、总体近视率和体质健康状况纳入政府绩效考核指标，对儿童青少年体质健康水平连续三年下降的地方政府和学校依法依规予以问责。近视率和政绩KPI挂钩，这会儿，不行也得行。吃瓜网友开始一阵冷嘲热讽，“新规，0度以下不能算为近视”“有预感，有的学校不招近视的”“这个规定是好的，就怕执行时造假与矫枉过正”……如今《方案》发布已一年有余，各地防控近视的方式基本围绕六点进行：学业减负、降低电子产品使用频率、增加户外运动、普及近视防控常识、教学环境照明改造、增强对近视率的监测。北京禁止学生个人手机、平板电脑等电子产品进入课堂，教师使用电子屏幕开展教学时长累计不得超过教学总时长的30%，严禁8岁以下低幼年龄儿童玩电子游戏；厦门针对小学一年级至高三学生，建立了“一生一档”近视防控档案；温州市教育局则连假期也不放过，于今年暑假发起了假期护眼公约。我们承认这些方案的出发点是好的，学校、家长、孩子，不管是哪一方都没有理由拒绝配合，但根据一些政策落地时的一贯“尿性”，防控近视作为举国运动，也难免被“异化”。比如，厦门部分中小学除了将手机、平板电脑等电子设备列为校园“禁品”外，还把电子手表也禁止了。当前，许多家长已经习惯了通过电子手表获取孩子定位，联系孩子，电子手表不准进入校园，是否会给家长带来不便？而温州开展的“明眸皓齿”工程，要求学校每学期对学生进行两次视力检查。这乍看没毛病，但据当地某小学一位教师透露，视力检查和心理辅导一样，也成了班主任的工作，操作机器前，班主任只进行简单的培训。视力检查其实是一个很专业的技术活，有人形象地称验光师是半个眼科医生加半个光学工程师。国家一级视光师马丽娜介绍，验光中的主觉验光涉及到十几项检查，通过此，除获得客观的屈光数据以外，还可以根据储备远视的情况，准确预判孩子日后会不会近视。早就练得“十八般武艺”的班主任，在验光这件事情上，尚且不提增加了他们的工作量，专业能力上也显然难以胜任。更荒诞的则是杭州的一所小学，其直接将近视与评“三好学生”挂钩，规定学生两眼视力低于5.0不能参评三好学生。事件在网上发酵后，当地教育局作出回应，称规定中并非是视力5.0以下一律不得参评，若视力在5.0以下，一学期来视力没有退步的，同样可参评。虽然校方觉得有些“委屈”，但规定背后的矫枉过正、歧视以及“甩手掌柜”姿态也确是不争的事实。站在此刻去看，我们很难预料近视防控未来究竟会往哪个方向发展，持续多久，呈现怎样的结果，因为它并不是一个独立的事件，就像减负、撤点并校、高考改革等一样，是一场牵一发而动全身的运动。因此每一项政策的出发点显得尤其重要，是为了完成KPI，还是真的为了每一个孩子，能做到“一个都不能少”。它也不仅仅是教育或医疗问题，它更是一个社会问题。时代的局限让我们错失了许多可以认清近视的机会，时代的发展则让它演变成了一种遍及全球的流行病。我们很难从这段近视的历史中翻到什么治疗当下的良药，但起码有一点价值，明白近视是一种眼部疾病，并非可以随便得，得了可以随便对待的一种习惯结果。在这场与近视对抗的“拉锯战”中，杨帆早已被磨练成了半个眼科专家。由于阿托品目前在国内不易得，许多人会选择境外代购。半年后，杨帆不想再麻烦亲戚，也转向了这一途径。今年，她一次性从台湾邮购了12支浓度为0.%的“半成品”阿托品，元，一整年的剂量。为了让阿托品的浓度降到标准的0.01%，杨帆通过视频自学了稀释方法，“0.%比例的阿托品抽取0.5ML，加入5ML的思然人工泪液。”每月不超过60元，这是她目前所知购买渠道中花费最低的一种方式。目前，阿托品用于“近视加深的延缓”仍未获批，但是，业内已经产生了百亿级的市场预期。（应采访者要求，杨帆、辰辰为化名）参考文献：[1]左二,周振宇.眼保健操骗了你多少年.网易浪潮工作室.-3-23
[2]反思眼保健操.凤凰周刊.年24期
[3]WhySoManyChineseChildrenWearGlasses.TheEconomist.-11-11
[4]DavidRobson.Whyareweshort-sighted?BBCFUTURE.-1-16
群内热议#你家娃有近视的困扰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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